中新社天津12月10日电 题：《世界人权宣言》中“良心”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

　　作者 王秀梅 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

　　2023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通过75周年。良心(conscience)当年写入《宣言》第一条，是因为《宣言》起草者之一张彭春的建议和据理力争。

　　张彭春(1892-1957年)是中国知名的教育家和外交家，1947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随后担任《国际人权法案》起草委员会副主席，直接参与和领导《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提议将中国文化中的“仁”写入其中，经协商，与其含义最接近的conscience(“良心”)规定在《宣言》第一条。

　　“良心”写入《宣言》，暗合了惨不堪言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的反思和自然法的复兴。实际上，自然法的内核即为“理性”和“良心(良知)”。良心是人权的基础之一。

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田雨昊 摄

　　“良心”确保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文化多元性

　　在起草《宣言》草案第一条时，由于很多代表来自有强大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国家，他们主张将上帝(God)或造物主(Creator)写入草案，强调要写入“上帝的造物主地位”“人权由上帝赋予”，以表明人权的宗教和哲学来源。而张彭春则主张，《宣言》应当体现不同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因其将适用于世界各国，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教传统。

　　由于起草代表已经确定第一条中写入“理性”，张彭春认为仅写入“理性”是不够的，而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占有很高的比例，人权理念与传统不同于基督教国家。若只体现西方人权文化，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强加于非西方国家，这本身就是不讲人权。

　　张彭春提议在《宣言》中写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何为“仁”？他解释说，“仁”就是“人与人的互相体认”，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为 two-man mindedness，在英文语境下可以解释为“同情”(sympathy)或“同类意识”(consciousness of one’s fellow men)。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讨论，起草代表一致认为英文中的 conscience(良心)与“仁”的含义最为接近，因此，被代表们所接受。

《孟子集注》片段。阿董 摄

　　“良心”体现不同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还在于：在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中，最为朴素的“良心”都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先贤孟子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孟子强调人人都有良知良能，先天地存在我们的内心，具体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朱熹则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

　　而通俗地讲，良心就是同理心，是将心比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中说：“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这何尝不是人权的起点？《圣经》中多处提及“无亏的良心”“清白的良心”，如：“我勉励自己，对神对人，时常存着无亏的良心。”《古兰经》75章，即复活章第二节经文提到：“我以自责的灵魂盟誓……”所谓自责的灵魂其实就是人的良知或者良心。

　　因此，《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的作者、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法和人权法学者 Mary Ann Glendon认为：“《世界人权宣言》不是一项西方发明，它吸收了全人类文明成果，努力提升它的普世性。”也因此，尽管《宣言》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条约，但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

　　“良心”保证了《宣言》的草根性和世俗性

　　“良心”写入《宣言》使得《宣言》能够为任何一个普通人所理解，哪怕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人，因此，代表国家的一群大人物起草的《宣言》具有了草根性的基础。“良心”在各国传统文化中都有体现，是赞同《世界人权宣言》各国的最大公约数。

民众在太原文庙纪念孔子诞辰。韦亮 摄

　　有学者认为，将“仁”译为“良心”是一个词不达意甚至南辕北辙的翻译，因为其极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良心自由”，导致误解。其实不然。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推己及人”。而“推己及人”就是同理心，是将心比心，是良心。

　　“良心”是制度和法律的衡量标准和矫正器

　　良心是衡量事物的最终标准之一。即使体现实证法学基本观点的“法不溯及既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几乎成为公理，也不能阻止人们质疑进行大屠杀构成国际犯罪。因此，二战后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良心也是法律和制度的矫正器，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战犯们色厉内荏地声称其没有罪，因为其为“执行上级命令”。但是，大屠杀的命令应该执行吗？“执行上级命令不免责”进行了回答。

　　“良心”写入《宣言》，暗合了人们对二十世纪两次惨不堪言的战祸的反思和自然法的复兴。实际上，自然法的内核即为“理性”和“良心(良知)”。

　　二战后，德国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等学者，深刻反思为什么以爱哲学、爱理性、爱思辨为特征的德国人走向了大屠杀之路。也因此，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旦认为：人权的哲学基础或理性基础是自然法，人权如果不是根植于自然法，就不会有生命力。

　　“良心”是人权的伦理基础

　　“良心”通常还表述为“良知”，其与很多基础性的概念有关，如“道德”。

　　康德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令；一是我们头顶上的璀璨星空。”而对于良心和道德，他认为，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本能。

　　英国阿克顿勋爵对良知的推崇如下：“良知是人类必须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垒，良知的至高无上性，否认那种固定僵化的标准。”

法国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内展出的雨果肖像画。李洋 摄

　　雨果说：“法官之上的法官是良知，是法官对自己的良知期许与道德要求。”

　　在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父亲如此教导儿女：“一个人的良心，是这个世界上不需要遵循多数人原则的东西之一。”

　　故而，良心是人权的基础，良心于人类的是恒久宝贵的，是人类得以存在的理由。

　　《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良心”，是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果，是一百多年来对自然法的再次“发现”。从“仁”到“良心(conscience)”，或许词不达意，但绝非南辕北辙，甚至恰恰是歪打正着。因为最质朴的“良心”，最具有本源性，最容易被理解，也最有力量。它出现在《宣言》中，是多么恰当。而张彭春，是在《宣言》中将其点亮的那个人。(完)

　　王秀梅，西北大学法学院教师，三级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陕西省第四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陕西省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法国巴黎第二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公法、国际人权法。出版著作《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领事通知问题论要》《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国际宪政思潮与国际法之宪法化趋势》《论我国工商业与人权计划的制定》等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中新网宁波12月10日电 (童笑雨)12月10日，记者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获悉，浙江宁波又发现一处史前文化遗址——陈王遗址。该遗址出土遗存年代跨度大，由早至晚分别为河姆渡文化四期、良渚文化、战国时期、汉六朝、唐宋时期，其中以史前时期遗存为主。

陈王遗址河姆渡文化墓葬随葬陶器。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陈王遗址位于宁波市奉化区，遗址分为南、北两个片区。2023年2月至8月，为配合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对该遗址实施了2500平方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遗迹现象77处，出土小件标本600余件。

陈王遗址发掘场景航拍照。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根据考古发现，该遗址自上至下可分为6个层位。其中，河姆渡文化四期遗迹现象发现有土台、墓葬、木构窖穴、木构护栏、灰坑、灰沟等。出土陶器主要有釜、鼎、豆、罐、器盖、支脚等，石器有石锛、石犁、砺石等。

　　良渚文化时期房址为单间或多间地面式建筑，由数段基槽和柱洞组成，平面形状为圆形或近长方形。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棺具为独木棺，部分墓葬存在棺盖板。随葬品一般置于腿部或脚端，常见陶釜、豆、石钺和石锛，个别墓葬随葬漆觚或小型玉饰品。出土石器种类非常丰富，有犁、刀、钺、镞、锛、斧、耘田器、镰、凿、破土器、纺轮、砺石等，玉器有玉锥和玉珠、玉坠等小型饰品。

　　战国时期文化层被汉六朝时期人类活动破坏，仅发现少量原始瓷盅、杯和拍印米字纹或方格纹等纹饰的印纹硬陶罐、坛残片。

　　汉六朝时期遗迹发现有房址、墓葬、灰坑等，遗物主要为陶、瓷器和砖瓦类建筑构件。该阶段还存在一些硬陶，与商周印纹硬陶的区别主要是在纹饰方面，叶脉纹器耳、梳篦纹、水波纹、垂帘纹是这一时期硬陶常见的装饰。

　　唐宋时期的器物以青瓷为主，有少量白瓷。越窑青瓷器型见有花口盏、荷叶形盏托、碗、韩瓶等。

　　此前，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在距离陈王遗址3公里范围内曾先后发掘过下王渡、何家、上王、下庙山、双马、竺家和顾家庄等七处史前遗址，此次发掘的陈王遗址是第八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发掘表明，陈王遗址是奉化江流域发现的又一处典型平原低地聚落址，该遗址出土考古材料对于构建区域文化发展脉络和研究聚落变迁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如结合遗址文化层堆积和遗存种类及时代特征来看，陈王遗址是奉化江流域史前时期古人活动的重要聚落点，从河姆渡文化四期到良渚文化阶段，墓葬形制、棺具、随葬品、头向等方面存在一定延续性，体现出河姆渡文化在精神文化方面对宁波地区后续史前文化影响深远。

　　从陈王遗址聚落变迁过程来看，陈王遗址各时期丰富的聚落要素、“居葬合一”的聚落布局形态及大量生产、生活类遗物的发现，对探索宁波地区史前聚落演变与研究生业经济有重要意义。

　　此外，汉六朝时期大量生活类遗物和较多砖、瓦类建筑构件的发现，说明陈王遗址在该时期仍是一处古人生活居住的稳定场所，聚落延续使用时间久远。此类遗存的发现为复原宁波地区汉六朝时期社会生活场景提供了新材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