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厦门12月10日电 (杨伏山 吴美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刘仲华10日在厦门称，闽台茶产业合作不断得以深化，加工工艺交融互鉴，业态创新加快。

刘仲华发表主题演讲。　中新网记者 杨伏山 摄

　　伴随中国茶品牌海外扩张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头部茶企纷纷拥抱国际市场。知名茶企华祥苑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当天在厦门举行国缤茶全球战略发布会，刘仲华、财经作家吴晓波和华祥苑董事长肖文华共启国缤茶全球战略。刘仲华在会上发表《如何加快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中国茶香飘世界》主题演讲，对华祥苑主动承接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使命予以肯定。

　　他说，福建是乌龙茶的发源地，台湾是乌龙茶的重要产区，闽台“茶同根、种同源、艺同师、技同门”，福建成为大陆对台农业合作最活跃的地区，农业利用台资数量与规模多年位居首位，茶产业已成为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18世纪初，福建茶树品种传入台湾并开枝散叶，20世纪80年代，台湾选育的茶树良种台茶12号(金萱)、13号(翠玉)等被引种回福建，丰富了福建茶树种质资源。

　　刘仲华称，闽台茶产业合作不断深化，茶树品种交流创新，目前，福建的台茶种植面积已达6万多亩。福建茶企选用台茶品种，创制了具有福建特色的大田美人茶，福建大田县目前有台商合资茶企9家，生产美人茶深受消费者青睐。

　　同时，两岸加工工艺交融互鉴：福建茶企借鉴台湾乌龙茶制作工艺中的轻发酵和多包揉的特点，研发了“干茶绿、汤色绿、叶底绿”的清香型铁观音，行销全国。福建茶企研发空调做青工艺，通过科学控制生产车间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大幅度提高产品制优率，得到台湾同行的认可，如今空调做青工艺在台湾乌龙茶加工中被普遍采用。

　　此外，机具设备也互通有无。福建从台湾引进包揉机、除湿机、烘干机等制茶机械设备，大幅度减少用工投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而福建研发的茶叶摇青机、速包机、包装机等在台湾被广泛使用，深受台湾茶农好评。

　　他说，闽台茶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既搭建起交流平台，如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并举办多场茶产业发展研讨交流会；也加快业态创新，福建学习借鉴台湾发展休闲农业的成功经验，扶持建设茶叶小镇、茶庄园；支持发展武夷山“印象大红袍”等一批茶文化项目，推广茶园生态游、茶乡体验游、茶事修学游，促进茶叶与旅游、休闲、康养融合，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其中，成立于2006年、位于福建漳平的台湾农民创业园，2008年升格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被台商誉为“大陆阿里山”，园区入驻台企82家、台农600多人，年生产总值约15亿元，成为台商个体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乡镇和最大的高山乌龙茶生产基地，被授予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台湾青年产业融合创业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随着“国缤茶全球战略”的正式启动，华祥苑开启发展新阶段，将进一步加速中国茶的国际市场布局步调。肖文华表示，战略升级之后，企业将担纲起让中国茶走向世界的使命，继续以茶文化链接世界，向世界展现中国茶品牌开放的决心与信心。

　　当日，企业云课堂走进全国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厦门)活动在华祥苑主题公园开展，围绕加快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探讨。(完)

　　中新社天津12月10日电 题：《世界人权宣言》中“良心”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

　　作者 王秀梅 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

　　2023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通过75周年。良心(conscience)当年写入《宣言》第一条，是因为《宣言》起草者之一张彭春的建议和据理力争。

　　张彭春(1892-1957年)是中国知名的教育家和外交家，1947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随后担任《国际人权法案》起草委员会副主席，直接参与和领导《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提议将中国文化中的“仁”写入其中，经协商，与其含义最接近的conscience(“良心”)规定在《宣言》第一条。

　　“良心”写入《宣言》，暗合了惨不堪言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的反思和自然法的复兴。实际上，自然法的内核即为“理性”和“良心(良知)”。良心是人权的基础之一。

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田雨昊 摄

　　“良心”确保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文化多元性

　　在起草《宣言》草案第一条时，由于很多代表来自有强大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国家，他们主张将上帝(God)或造物主(Creator)写入草案，强调要写入“上帝的造物主地位”“人权由上帝赋予”，以表明人权的宗教和哲学来源。而张彭春则主张，《宣言》应当体现不同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因其将适用于世界各国，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教传统。

　　由于起草代表已经确定第一条中写入“理性”，张彭春认为仅写入“理性”是不够的，而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占有很高的比例，人权理念与传统不同于基督教国家。若只体现西方人权文化，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强加于非西方国家，这本身就是不讲人权。

　　张彭春提议在《宣言》中写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何为“仁”？他解释说，“仁”就是“人与人的互相体认”，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为 two-man mindedness，在英文语境下可以解释为“同情”(sympathy)或“同类意识”(consciousness of one’s fellow men)。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讨论，起草代表一致认为英文中的 conscience(良心)与“仁”的含义最为接近，因此，被代表们所接受。

《孟子集注》片段。阿董 摄

　　“良心”体现不同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还在于：在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中，最为朴素的“良心”都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先贤孟子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孟子强调人人都有良知良能，先天地存在我们的内心，具体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朱熹则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

　　而通俗地讲，良心就是同理心，是将心比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中说：“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这何尝不是人权的起点？《圣经》中多处提及“无亏的良心”“清白的良心”，如：“我勉励自己，对神对人，时常存着无亏的良心。”《古兰经》75章，即复活章第二节经文提到：“我以自责的灵魂盟誓……”所谓自责的灵魂其实就是人的良知或者良心。

　　因此，《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的作者、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法和人权法学者 Mary Ann Glendon认为：“《世界人权宣言》不是一项西方发明，它吸收了全人类文明成果，努力提升它的普世性。”也因此，尽管《宣言》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条约，但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

　　“良心”保证了《宣言》的草根性和世俗性

　　“良心”写入《宣言》使得《宣言》能够为任何一个普通人所理解，哪怕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人，因此，代表国家的一群大人物起草的《宣言》具有了草根性的基础。“良心”在各国传统文化中都有体现，是赞同《世界人权宣言》各国的最大公约数。

民众在太原文庙纪念孔子诞辰。韦亮 摄

　　有学者认为，将“仁”译为“良心”是一个词不达意甚至南辕北辙的翻译，因为其极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良心自由”，导致误解。其实不然。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推己及人”。而“推己及人”就是同理心，是将心比心，是良心。

　　“良心”是制度和法律的衡量标准和矫正器

　　良心是衡量事物的最终标准之一。即使体现实证法学基本观点的“法不溯及既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几乎成为公理，也不能阻止人们质疑进行大屠杀构成国际犯罪。因此，二战后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良心也是法律和制度的矫正器，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战犯们色厉内荏地声称其没有罪，因为其为“执行上级命令”。但是，大屠杀的命令应该执行吗？“执行上级命令不免责”进行了回答。

　　“良心”写入《宣言》，暗合了人们对二十世纪两次惨不堪言的战祸的反思和自然法的复兴。实际上，自然法的内核即为“理性”和“良心(良知)”。

　　二战后，德国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等学者，深刻反思为什么以爱哲学、爱理性、爱思辨为特征的德国人走向了大屠杀之路。也因此，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旦认为：人权的哲学基础或理性基础是自然法，人权如果不是根植于自然法，就不会有生命力。

　　“良心”是人权的伦理基础

　　“良心”通常还表述为“良知”，其与很多基础性的概念有关，如“道德”。

　　康德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令；一是我们头顶上的璀璨星空。”而对于良心和道德，他认为，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本能。

　　英国阿克顿勋爵对良知的推崇如下：“良知是人类必须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垒，良知的至高无上性，否认那种固定僵化的标准。”

法国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内展出的雨果肖像画。李洋 摄

　　雨果说：“法官之上的法官是良知，是法官对自己的良知期许与道德要求。”

　　在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父亲如此教导儿女：“一个人的良心，是这个世界上不需要遵循多数人原则的东西之一。”

　　故而，良心是人权的基础，良心于人类的是恒久宝贵的，是人类得以存在的理由。

　　《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良心”，是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果，是一百多年来对自然法的再次“发现”。从“仁”到“良心(conscience)”，或许词不达意，但绝非南辕北辙，甚至恰恰是歪打正着。因为最质朴的“良心”，最具有本源性，最容易被理解，也最有力量。它出现在《宣言》中，是多么恰当。而张彭春，是在《宣言》中将其点亮的那个人。(完)

　　王秀梅，西北大学法学院教师，三级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陕西省第四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陕西省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法国巴黎第二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公法、国际人权法。出版著作《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领事通知问题论要》《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国际宪政思潮与国际法之宪法化趋势》《论我国工商业与人权计划的制定》等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